室內空氣品質的遲來覺醒：從乾淨飲水到乾淨空氣，下一場公共衛生革命正在室內展開

國際室內空氣品質研究再度發出明確訊號：人類對「乾淨空氣」的期待，不能只停留在戶外。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 近期刊出由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 Linsey C. Marr 教授與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Richard L. Corsi 教授共同撰寫的觀點文章〈Indoor Air Quality: An Overdue Awakening〉，指出各國過去數十年透過清潔空氣法大幅改善戶外空氣品質，卻長期忽略人們真正停留最久的室內環境。

文章以英國 Clean Air Act 與美國 Clean Air Act 的歷史成果為起點，指出美國清潔空氣法所帶來的健康與經濟效益，估計已超過成本 30 倍以上。然而，相較於戶外空氣治理已有成熟法規、監測與執法架構，室內空氣品質仍多半停留在氡氣、二手菸等少數污染物或特殊案例管理。研究者提醒，已開發國家民眾一生平均約有 70 年在室內度過，若室內空氣無法被制度性管理，公共衛生的最大暴露場域就會成為治理盲點。

新冠疫情使全球重新理解空氣傳播風險，野火煙霧頻率增加也讓建築物不再只是「遮風避雨」的空間，而是阻隔外部污染、降低感染風險、維持健康活動的重要防線。作者認為，室內與室外大氣其實是一個連續體，戶外空氣改善確實會降低室內來自戶外的污染；但對於烹調、建材、清潔用品、人員活動、病原氣膠等室內源污染，進展仍然緩慢，甚至接近停滯。

三大核心議題：公共與私人、極淨與足夠乾淨、科技與簡單解方

第一，室內空氣橫跨公共與私人空間，治理邏輯比戶外空氣更複雜。文章建議可借鏡飲用水、食品安全與建築防火制度，優先管理人們長時間停留、人口密集或健康風險較高的空間。學校是最明顯的起點，尤其資源不足社區的學校與公共建築，更應優先投入研究與改善，以避免空氣品質差距擴大成健康不平等。

第二，室內空氣並非愈接近「無菌」就愈好。化學污染物通常是暴露愈低、風險愈低；但生物氣膠與室內微生物群則更需要平衡。適度微生物暴露可能有助免疫系統發展，但病原病毒、細菌與過敏原也可能造成感染、氣喘或過敏。未來政策不能只追求「超高潔淨」，而應建立「足夠乾淨且健康」的科學共識，並考量不同年齡、疾病、免疫狀態族群的差異。

第三，改善室內空氣不必等待最昂貴、最複雜的技術成熟。文章指出，低成本感測器、智慧建築控制、即時監測與自動化介入確實是未來方向；但現階段打開窗戶、啟動排風、提升通風、使用濾網式空氣清淨機，甚至簡易 DIY 濾網箱，都可有效降低室內懸浮微粒與病原氣膠濃度。面對野火煙霧時，過濾設備也比開窗更適合。因此，各國不應採取單一萬靈丹，而應建立從低成本到智慧化的「解方選單」。

建立 Clean Indoor Air Act 的四大路障

文章進一步整理邁向室內清潔空氣法制的四項障礙：一是主管權責不明，室內空氣涉及環境、衛生、教育、勞動、建築與能源等部門，若缺乏主責機關，政策容易分散；二是建築所有權人、管理者與使用者的優先順序不同，健康、成本、舒適、節能常產生拉扯；三是建築年代、類型、設備與使用行為差異大，法規必須具備彈性；四是「乾淨到什麼程度才足夠」仍需跨學科共識，包含暴露科學、健康風險、微生物、氣膠、建築與工程控制等領域。

作者以飲用水改革作為歷史對照。百年前，乾淨飲水並非理所當然；1900 年美國傷寒約每 10 萬人有 100 例，到了 2006 年已降至每 10 萬人 0.1 例，多數病例更與國際旅行相關。這項轉變來自認知提高、法規建立與處理技術進步。研究者期待，一百年後的室內空氣，也能出現與乾淨飲水相同等級的公共衛生革命。

TIEQM 政策觀察與建議

TIEQM 認為，台灣已具備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》與公告場所管理基礎，但面對疫情後空氣傳播風險、氣候變遷造成的高溫與煙霧事件，以及高齡化與幼兒照護需求，政策應從「符合法規」升級為「健康風險預防」。建議中央建立跨部會室內環境健康治理平台，優先針對學校、幼兒園、托嬰中心、長照機構、醫療院所、辦公大樓與交通轉運空間推動分級管理；結合標準檢測、連續監測、通風換氣評估、過濾改善與低成本感測資料平台，形成可追蹤、可改善、可驗證的管理循環。同時應導入補助、ESG 投入與第三方標章制度，讓政府、產業與民眾共同把「乾淨室內空氣」視為基本健康基礎建設。

（文章出處：Linsey C. Marr & Richard L. Corsi, “Indoor Air Quality: An Overdue Awakening,” 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 Viewpoint, DOI: 10.1021/acs.est.6c02998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