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知識到行動：歐洲四國環境公民教育揭示台灣新課題

環境教育不能只教口號，更要讓知識進入治理、社區與日常生活

當氣候變遷、空氣污染、廢棄物、室內環境品質與公共衛生問題成為日常風險，環境教育也正從「認識自然」走向「培養能判斷、能參與、能行動的環境公民」。一篇刊登於 Sustainability 的研究，以法國、匈牙利、塞爾維亞與土耳其四個歐洲案例為基礎，分析環境教育中不同知識型態如何被使用，以及權力關係如何影響教育成效。

該研究指出，環境教育的核心不只是教材內容，而是「誰的知識被採用」、「哪些知識能轉化為行動」以及「教育制度是否容納地方經驗與公民參與」。研究比較兩個歐盟國家法國、匈牙利，以及兩個候選國塞爾維亞、土耳其，從正式教育、非正式教育、學校花園、NGO行動與大學課程等不同場域，觀察環境公民教育的實際運作。

環境教育的四種關鍵知識：科學、地方、管理與公民參與

研究特別強調，成功的環境教育通常需要混合多種知識。第一是科學知識，包含環境系統、污染成因、永續發展與生態運作等具體理論；第二是地方知識，也就是社區、教師、農民、居民與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累積的經驗；第三是管理知識，包含計畫申請、經費運用、專案執行、行政協調與成果評估；第四則是公民科學與參與式知識，讓學生、社區與NGO不只是被教育對象，也成為資料蒐集、問題發現與改善行動的共同生產者。

這種觀點對台灣極具啟發。環境教育若只停留在課本、宣導品或一次性活動，容易形成「知道但不行動」的落差；若能結合監測數據、地方問題、社區參與與政策工具，才可能真正形成環境公民能力。

四國案例顯示：制度有力量，現場行動者更關鍵

法國案例顯示，高等教育逐漸從傳統環境教育轉向永續發展教育，課程更重視地方合作、專案實作與社會應用；但研究也提醒，當教育過度以「計畫績效」或「最佳實務」為核心，可能犧牲科學辯證與批判思考，使學生只學到如何配合專案，而不是理解問題本質。

匈牙利的學校花園則提供另一種路徑。研究提到，匈牙利至少有1,118座學校花園，約每5所幼兒園或小學就有1處；近年政府與民間推動的學校花園計畫，已促成167座花園、超過2萬名學生參與。這類行動讓孩子在種植、觀察、照顧與食物教育中學習責任感，但若沒有正式課程連結，仍可能只是少數熱情教師支撐的附加活動。

塞爾維亞案例則凸顯NGO、教師與志工的重要性。雖然環境教育在制度內並非優先項目，但「Eco Musketeers」與「Eco School Alliance」等行動讓學生透過競賽、志工、校園行動與在地倡議，學習環境責任。土耳其案例則以大學選修課為主，顯示高等教育可以導入永續發展、循環經濟與自然解方等新議題；然而若仍被科系、行政與官僚架構限制，環境公民教育的普及性與行動性就會受限。

從歐洲經驗看台灣：環境教育應成為治理能力，而非單向宣導

這篇研究最重要的提醒，是環境教育不能只問「教了什麼」，更要問「誰參與了知識生產」、「知識最後有沒有改變行為與制度」。四國經驗共同顯示，底層推動者，如教師、NGO、社區組織與志工，往往是環境教育創新的起點；但若缺乏行政制度支撐，成果不易擴散。相反地，若只有政府或學校體系由上而下推動，缺乏地方知識與公民參與，教育又可能變成制式化宣導。

對台灣而言，環境教育法已提供制度基礎，但未來更應把環境教育導入實際治理場景，例如校園室內空氣品質、公共廁所潔淨管理、淨零綠生活、登革熱防治、社區環境衛生、綠色消費與氣候調適。讓學生、社區、企業與政府共同透過數據、巡檢、改善與回饋，理解環境問題如何發生，也理解自己如何參與解決。

TIEQM建議：建立「環境公民行動型教育」

TIEQM認為，台灣環境教育下一階段應從「知識宣導」升級為「環境公民行動型教育」。建議中央與地方政府建立跨局處示範機制，將室內空氣品質、智慧公廁、校園健康環境、淨零綠生活與社區環境衛生納入環境教育實作場域；同時導入科學監測、地方觀察、志工參與、企業ESG資源與第三方專業輔導，讓教育成果能被數據化、可追蹤、可改善。尤其在敏弱族群場域、學校與公共空間，應讓孩子與民眾看見「環境問題—知識判斷—行動改善—政策回饋」的完整循環，使環境教育真正成為健康治理、永續城市與公民參與的基礎能力。

（文章出處：Kovách, I., Megyesi, B. G., Barthes, A., Oral, H. V., & Smederevac-Lalic, M. (2021). Knowledge Use in Education for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—Results of Four Case Studies in Europe (France, Hungary, Serbia, Turkey). Sustainability, 13, 11118. https://doi.org/10.3390/su131911118）